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大常委会


南宁市燃气管理条例

（1997年8月29日南宁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8年1月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批准

1998年3月10日南宁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根据2002年7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批准《南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宁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5年5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批准《南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宁市燃气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燃气管理，安全、合理地使用燃气，维护用户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燃气，是指供生活、生产等使用的液化石油气、天然气、人工煤气。

用钢瓶灌装的燃气统称瓶装气，用管道输送（含瓶组供气）的燃气统称管道气。

第三条　从事燃气的生产、储存、输配、销售、使用和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燃气设施、器具的销售、安装、维护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燃气行业管理和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其有关燃气管理的日常工作可委托市燃气管理处具体实施。

县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燃气行业管理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规划、工商、环保、安全生产等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根据各自职责协助做好燃气行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燃气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能源、建设和管理并重和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原则编制燃气发展规划，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应当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并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有关手续。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燃气工程选址或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建设项目审查时，应当征求建设、质量技术监督、环保、园林等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的意见。

第八条　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必须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并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燃气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招标投标。

燃气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第九条　燃气输送管道应当与其他地下管线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要求保持安全间距；新建、扩建、改建的建（构）筑物不得规划在燃气管道上。

第十条　燃气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质量技术监督、环保等部门以及公安消防机构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建设单位应当按燃气专业规划和市政管线综合规划的要求，配套建设燃气设施或预留燃气设施位置，预留的建设位置不得擅自改变使用性质。

第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城市规划统一安装燃气管道设施。

按照燃气发展规划，燃气管道需从有关单位或者居民区通过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配合；因施工造成相关设施损坏的，施工单位应当予以修复或者给予补偿。



第三章　燃气经营企业



第十三条　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长期稳定、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来源；

（二）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的储存、输配、安全、计量检测设施及维修抢险设备；

（三）有符合相应资格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专业维修人员；

（四）符合国家《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有完备的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六）国家资格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四条　燃气经营企业设立瓶装供气网点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供气网点应当为平房，防火条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二）采用防爆型电气设施；

（三）消防器材配足、有效；

（四）经营场地面积不得小于20平方米；

（五）管理间与瓶库以防火墙分离；瓶库地面铺设防静电胶板或防火花地面；

（六）设置合格计量器具；

（七）设置醒目的禁火、禁烟警示标志；

（八）有防泄漏、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

第十五条　凡从事燃气充装、经营和设立瓶装供气网点的燃气经营企业，必须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申办燃气供应许可证件和《气体充装许可证》，并持证到公安消防机构办理《消防安全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变更燃气存放地点，必须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核准与备案。

第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歇业，应当提前10日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报告，并按供气合同处理善后事宜和办理有关手续。



第四章　供气与用气



第十八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与用户签订供气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燃气的质量和计量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保证正常供气；

（二）供气规程符合国家和行业安全管理的规定；

（三）建立用户档案，宣传燃气使用知识，上门服务的工作人员佩带统一证件；

（四）瓶装供气站分区放置空、实瓶，实瓶单层摆放，实瓶出站有符合《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的合格标签；

（五）不得使用超过检测期限或者检测不合格的钢瓶；

（六）不得向无燃气供应许可证件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用于销售的燃气；

（七）不得以租赁、承包等形式向无燃气供应许可证件的单位转让燃气经营权；

（八）法律、法规其它有关规定。

第二十条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需要停气、降压作业，影响用户用气的，除紧急情况外，必须提前48小时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适当方式通知用户。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进行停气作业后，恢复供气应当在每日的6时至22时内进行，并提前24小时通知用户。

第二十一条　燃气经营企业供气价格的制定和调整，按照国家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燃气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灌装工、灌区运行工、燃气器具修理工、供气网点销售人员应当经过职业技能培训，取得职业资格方能上岗。

第二十三条　用户必须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使用燃气，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安装、拆卸、改装、迁移、覆盖燃气设施；

（二）将燃气设施作为负重支架或接地导体；

（三）擅自安装管道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器具；

（四）在设有燃气管道设施的房间内放置炉火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五）使用明火检查燃气泄漏；

（六）火烤、摔砸、倒卧液化气钢瓶，转灌瓶装气和倾倒残液。



第五章　设施与器具



第二十四条　使用管道燃气用户的燃气计量器具以前（含燃气计量器具）的供气设施，由燃气经营企业负责维护和更新。

管道燃气用户的燃气计量器具以后设施的维修以及燃气设施的增减、拆除、迁移、更新和改造，应当事先向燃气经营企业提出申请，由燃气经营企业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对其燃气设施定期进行检测、维护。

燃气经营企业对用户的庭院、户内的燃气设施应当每年进行一次以上全面安全检查，并对用户安全用气给予技术指导。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需要迁移燃气设施的，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由燃气经营企业组织施工，费用由工程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七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燃气设施所在位置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并按下列规定确定安全保护范围:

（一）距离燃气主管道两侧各2米；

（二）管道燃气阀门井及调压站周边6米；

（三）液化气供应站周边10米；

（四）液化气储气罐或者液化气灌装厂周边防火间距内。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移动、覆盖、涂改燃气设施或警示标志；

（二）擅自挖坑取土、修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堆放物品；

（三）排放腐蚀性液体、气体或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四）擅自进行焊接、烘烤及其他明火作业；

（五）其他损害燃气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九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进行施工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施工前，施工单位必须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提出安全防护措施并签订施工监理协议，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二）施工单位不得移动、启闭调压箱、管道阀门等燃气设施；

（三）施工单位需明火作业，应当报公安消防机构备案，并按有关安全管理、安全操作规程采取防范措施后，方可作业；

（四）施工中不得使用机械铲、空气锤等机械设备，不得压挤、碰撞燃气设施；

（五）施工中造成燃气设施损坏漏气的，当事人应当立即采取防护措施，保护现场，并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报告。

第三十条　燃气运输必须符合消防安全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规定要求。

第三十一条　禁止以汽车槽车代替储罐储存液化石油气或者从汽车槽车直接向钢瓶灌装液化石油气。

第三十二条　燃气贮存和输配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必须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登记，领取使用证，并定期申报检验，其安全附件也必须定期报检。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将液化石油气钢瓶送交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的钢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第三十三条　燃气计量器具必须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可的机构检定合格后，才能安装。

第三十四条　凡在本市销售的燃气器具，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技术标准。

第三十五条　燃气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场所和与安装、维修任务相适应的设备、检测工具；

（二）有取得职业资格的安装、维修专业人员；

（三）有完备的质量管理制度。



第六章　抢修与事故处理



第三十六条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事故抢修、每日24小时值班和安全巡查等制度，配备专职抢修人员和必要的抢修设备、器材，并向社会和用户公布抢修电话。

燃气经营企业在接到其所属的燃气设施损坏、泄漏或者其他燃气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派人抢修和处理。

第三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险情或者事故，应当立即报警。

燃气经营企业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消防机构接到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险抢救。

第三十八条　对燃气事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发生重大燃气事故，应当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消防机构和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燃气经营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可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规定的时间恢复供气的；

（二）擅自停气降压影响供应燃气的；

（三）不按规定维护、检测燃气设施的。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燃气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燃气工程，或者燃气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投入使用的，责令停止建设、停止使用或者限期拆除，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对预留的燃气设施建设位置，擅自改变使用性质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燃气供应许可证件或者经检查未达到企业设立条件仍从事经营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物品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四）燃气经营企业向未取得《燃气供应网点资格证书》的供气站供气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五）燃气经营企业以租赁、承包等形式向无燃气供应许可证件的单位转让燃气经营权的，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擅自变更燃气存放地点的，予以警告，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可并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燃气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也可在90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燃气经营企业是指从事燃气生产、运输、储存、输配、灌装、供应的企业。

（二）燃气设施是指生产、运输、储存、输配、灌装、供应燃气所使用的各种设备及其附属设施。

（三）燃气器具是指居民用户使用的燃气灶具、公用燃气炊事器具、燃气烘烤器具、燃气热水器具、燃气开水器具、燃气取暖器具、燃气空调机、燃气计量器具、钢瓶、调压器等。

第四十七条　设立供气点向本单位职工供应燃气的单位，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康添雄 西南政法大学 讲师


关键词: 范式/理性/知识产权法学/现代性
内容提要: 如何实现知识产权法学在中国的现代性是源起于对法律移植的思考。无论是以外观为标准的形式理性，还是以内在逻辑关联的实质理性为视角，均可获得实践化转向的必然结果，这表现为从“知识产权法是什么”进入“知识产权应是什么”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的形成，以及理性元素的不断生成、积淀。


一、范式的雕琢与形成：元问题的讨论及之后

之所以称为“范式”，是因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模型实在必要，研究共同体需要有一个作为研究基础的理论准备，并在此之上努力拓展。托马斯·库恩认为所有的科学发展都无法回避对“范式”的确立，“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这一学科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1]就此而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迄今为止是否已经形成如此的承诺、并达成理论共识呢？

元问题的讨论，渐而成为学者展开研究和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因此大部分学者往往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展现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国外知识产权学者从事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对“客体”问题同样抱有浓厚的兴趣。雅盖隆大学的耶尔齐·塞尔达教授在《欧洲七国学者论著作权客体和主体》一书中认为，各国法律中著作权的客体是著作权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并且是实践，特别是判案的焦点。[2]此书在中国的译介，一方面响应了中国学界对元问题讨论的兴趣，一方面又推进讨论的热情。时至今日，知识产权的客体或者对象仍然是知识产权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兼重点话题。[3]

基于元问题解读存在无法统一的状况，有学者作出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范式尚未形成的判断。若就外观而言，“知识产权”是什么，各方均未能达成一个如法条般准确和统一的看法，部分学者甚至还在为是应该使用“客体”还是使用“对象”称谓而争论着。[4]但仅就形式上的表述不一致，就认定范式尚未形成，这怕是有失偏颇的。至少从形式上讲，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对象已然存在，即知识产权制度。否定范式的存在，那么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视现实制度的存在。知识产权的对象，无论是直观层面的“智力成果”还是哲学思考层面的“信息”，都与科学技术密切关联。有论者以“科学技术只是在近200多年里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由，断定“作为保护技术发明的知识产权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在理论上超越科学技术而独立发展。”知识产权法作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真的无法跨越现实、迈进未来从而独立发展？这似乎不单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证缺乏严谨逻辑推理，而且完全忽略了法学研究应该有的预测功能，从而忽略了法律的本意：规范现在和预制未来。

自1982年我国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商标法》颁布算起，将近三十年的时间积累和经验积淀，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符合国际规则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虽然有学者对理论仍然持不满足态度，认为如果把法律规范的制定和法学理论的研究比作整个法律制度的两条腿，那么就知识产权法而言，法律规范这条腿的生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了法学理论研究的这条腿。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状况在事实上造成了知识产权制度尤如行进在不平坦的道路上。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权法学不断地创制抽象性和技术性概念，追求规则形式的理性，注重逻辑的层级和规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技术性概念的使用、规则之间关联的合乎逻辑、法学体系的整体协调性成为结构性变化的明显特征。

二、走向实践的转向：关注现象、重视具体

知识产权法学，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一种从工具式的拿来主义到关注生活的现实理性的转向。除了基础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研究，还形成了重要的实务研究板块。这一板块以解决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为直接目标，遵循“形而下”的研究进路，渐而形成与其他民事法律学科研究不同的特色：知识产权司法界成为知识产权法学前沿问题的重要研究力量。这并非司法界的不务正业，恰好相反，是其业务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其他民事法律，由于涉及到不断进步的现代科技，知识产权法中直接来自于生活的新问题更多样、更复杂，因此，司法第一线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逐渐扮演起部分前沿研究的重要角色。法官们的法学研究，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思考成果，都为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注入了“从生活出发”的实务元素。

“从生活出发”之所以重要，不单单是因为法官解决社会纠纷的职责所在，更是知识、科技推动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后者当然不局限于职业和学术分工，于是除了法官，律师、科研及教学人员均亦有意识地关注本土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和具体问题。基于关注现象、重视具体的共同研究路径，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时常携手合作，并在案例研究方面多有成果，逐渐形成典型案例指导制度。经过多年合作与磨合，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开始寻求构建长期和稳定合作的全国性平台。

在原有理论研究格局中引入新的研究力量，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成熟期呢？知识产权法学走向实践的转向，实际上能够提供部分的答案。因为走向具体实践的结果，必然是走入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的需求之中。有创新才可能有理论发展，而理论的发展并非纯属独立自为，必然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现代性的演进，蕴含着关注现象和重视具体的理论诉求，由此新的研究成果方有可能随着经济样态的复杂而呈现多样性。

三、意识形态的适度弱化：通过私法的社会控制

自1949年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抛弃了近代民法学三代学人所积累的法制基础与学识理论，转而继受苏联民法及民法学，这与此前中国继受的大陆法迥异。大陆法系是一个超越国界的抽象的规则体系和理论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淡薄，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可采用。[5]由于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中央集中，改革开放前的民法及民法学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物权法在通过之前都饱受到意识形态的挑战。那么，在知识产权法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识形态又对其产生何种影响呢？

知识产权法的研究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想象法学是一个去意识形态化、无意识形态的东西，况且根据经验，法学之所以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其自有的所谓纯粹学术价值，而是因为它所处的特定意识形态环境，这点在中国变现得尤为明显。对比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原来的社会控制采用的是纯粹权力模式，而今在竞争经济的培育下，市民社会逐渐成熟，原来的权力空间减次消退而由民众权利进而填充，通过私权和私法的社会控制成为法治发展的未来。正是因为处于这一转型的动态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即便是局部尚未褪化，也已然成为未来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知识产权”作为术语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多见，其所指利益更多地表述为“稿酬”或者“劳动工资”，学界认为因为“它不是等价有偿的问题，它是按劳分配的问题，而商品交换则是等量劳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不同，其内部规律也不同，不能够按一种立法原则和立法手段来处理。”并由此得到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公有制国家不仅从理论上不承认私法的观点，就是按私权的概念包括的内容看，我们认为也是不同性质、不同种类的，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调整。资产阶级私法的概念在我们这里不能适用。”[6]学者通过对劳酬关系的分析，获得了对著作权、专利权性质的认识，认为是劳酬关系、劳动工资关系。于是，据此所构建的民法科学体系仅仅包括三大块：权利主体、物权、债和合同。因为智力成果不像一般的体力劳动产品，能够在市场上衡量出价值来，智力成果的价值是不能用货币衡量的。因此，智力成果不是商品。至于稿费，则属于劳动报酬的问题，原则上应依照劳动关系处理。这种论证过程和结论，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基于如此的劳动价值观念，作者利益在改革开放前期至著作权法通过的1990年期间，在法律制度层面上，均以“稿酬”的形式加以维护。

这一时期的作品、科技成果，在研究者看来，尚不属于商品，法律意义上的私权概念也尚无法得以建立，遑论这类成果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的构建。虽然此处论述参照的是有形物成为市场交易对象的过程，但对知识产品而言，交易前提仍然成立：他们必须相互承认私有者的权利。因为，只有知识产品的创造者获得他人和法律所承认的权利，方才获得进入交易的资格。在1986年之前，学界一直为知识产品的权利化构建理论基础而努力，以劳动报酬观念解读走向市场的知识产品的理论进路逐渐被放弃，权利观念续而形成，法律化也终得完成。从整体上看，对知识产品的理解已经开始形成注重市场交易规则、淡化所有制的法律思维。在这一时期，法学界重拾源自前苏联的“智力成果权”一词来统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一类民事权利，也有学者将这类权利表述为“无体财产权”。

权利的觉醒和培育，加快了公权力退出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速度。在私权发展的两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域，一方面，基于现行知识产权法中仍然存在国家意识的现状，形成本研究领域中“国家”意识的批判；另一方面，针对私权或公权对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共领域的挤占现象，兴起公共领域学说，批判并抗拒公共领域空间的萎缩，着力强调知识产权的公共性。具体言之，国家意识在著作权法上强烈挤占本应进入公有领域的智力资源，“《我的前半生》‘无主财产’公告案”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令人对著作权“国家享有”的合理性产生强烈质疑。若放宽地域视野，我们似乎可从比较法角度更清晰地解读到著作权法中残留的公权控制。与日本著作权法进入“国库”而消灭著作权相比，中国著作权法上的“国家享有”并没有消灭权利本身，而仅仅只是权利的转移——国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使用，由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管理。[7]

四、理性的积淀：形式与实质

如前所述，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范式渐已形成，即便是“知识产权法学理论落后于立法”的观点能够成立，也无法否认范式所具有的理性——无论是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韦伯认为，“理性”是近代以来法律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实质”理性发展到“形式”理性、法律中的形式性逐渐呈现并取得支配性地位的过程。法和法的实务实践如何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作为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存在，这种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改造。“法的专业性，以及日益把各种适用的法评价为一种理性的、因此随时都能怀着理性的目的加以改造的、内容上没有任何神圣性的技术机构，这都是法的不可避免的命运。”[8]三十年知识产权法制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知识产权的启蒙，并进入可以理性思考的阶段。“毫无疑问，启蒙运动的真正后果是完全不同的后果：即把所有权威隶属于理性。”[9]启蒙后的理性，成为与外界对话的基础，而不再人云亦云或就范，创新观点国际视野等构成理性的内涵。

按照韦伯的论述，理性分为形式的和实质的，前者以外观为标准，后者以内在逻辑联系为视角。那么，知识产权法学的形式理性，就应体现为理论的体系化，这种理论理性的直接体现即是对法典化的追求。实质理性，体现为一种对妥当解决中国社会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说理及操作方案的追求，或者说，知识产权问题解释和解决之道的中国化，这将显示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特征。体系化的追求，最直接地表现为众多学者对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律基本原则的提炼，试图为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及已经进入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视野的其他权利在理论上抽象出某种基本原则或共同基础，这类成果主要包括了各式以“知识产权总论”命名的专著。在构建理论体系化过程中，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不断地得到拓展。在此过程中，由于知识产权自身对商业和技术的依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心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创作者、创造者的利益转至投资者利益，在这一意义上讲，著作权法已经变成经济法、商法的一部分。法律保护重心的迁移，直接影响知识产权法学研究者的利益立场。不少学者的研究起点和重心开始发生转向，从权利人到社会公益或社会公众，后者逐渐成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力量突显的领域，从本质上讲，这构成制度启蒙之后最为重要的理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前文所言，对知识产权中公有领域、公共利益及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概念而系统，由抽象进而具体地展开。

知识产权法学的理性，除了可从以公共利益作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内容获得体验之外，还表现为国际视野的初具和国际双向交流的形成，这里指的是一种输出性的国际视野，虽然至今仍然幼稚，但远远不再是早期的模仿式制度再造。因为是舶来品，所以或者学习日本、或者学习欧洲大陆国家、或者学习英美。模仿式制度再造，其眼界饱含的是缺乏自信的谦卑，或者说，就是一种单向维度的制度输入或就范。




注释:
[1]［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