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法治监过程的中适用《监狱法》面临的困惑

胡配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有关监狱的重要法典，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的一件大事。它的颁布和实施，对于进一步强化监狱职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伴随着依法治国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依法治监成为监狱工作者的普遍共识。依法治监必须有法可依，且有法能依。然而笔者觉得我国现行《监狱法》虽然结束了新中国监狱法典空白的历史，使我们当前依法治监的基本方略有法可依，但是由于《监狱法》尚不够完善，在实践过程中，当人们适用它时，难免面临种种现实的困惑，时常会感到一些法律条文有法难依。据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指出《监狱法》存在的不足，探讨解决的办法，帮助人们摆脱困惑。
一、关于罪犯劳动的法律规定
关于罪犯劳动，《监狱法》共有19条内容涉及这一问题。其中第二条规定：“监狱……根据改造罪犯的需要，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透过上述规定的具体文字。不难看出，第二条规定告诉我们，如果罪犯需要的不是劳动改造手段，则可以不组织罪犯参加这些劳动，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则告诉我们：一切罪犯都必须参加劳动，参加劳动是法定的义务。第六十九规定则又表明罪犯参加劳动是有条件的，前提是必须有劳动能力，从实践来看，此条规定所要求的条件实际是空的。监狱劳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监狱能够动荡的罪犯即使不能进行生产性劳动，也可以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杂务。对于狱内押犯而言，只存在劳动能力强弱大小的区别，不存在劳动能力有无的区别。笔者认为：罪犯应当参加劳动，劳动是罪犯必须履行不能回避的法定义务，因此对于第四条应去掉“根据改造的需要”几字，第六十九条应改为“有生产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二、对减刑、假释的适用程序不完善
对减刑、假释，《监狱法》共有6条内容对此作了规定。从减刑的条件、减刑的办理、假释的办理，不当减刑、假释的禁止等方面进行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未能全部涵盖减刑、假释的全部适用程序，表现在：第一，人民法院裁定罪犯被减刑、假释时，监狱应当在什么时间内予以告知？《监狱法》对此没有涉及。笔者认为确定对罪犯减刑、但如果监狱机关在接到减刑、假释裁定之后，不及时告知，很容易导致对罪犯合法人身权益的侵犯。曾经有监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罪犯的刑期在上年底已剩余不多，如果被减刑，则可能被告知之日就是回家之时，然而监狱单位迟迟不予告知，则罪犯亦迟迟不能刑满释放。等后来被告知，真相大白时，却发现罪犯已被多关押数十日。假释更是如此，如果越过了假释开始的期限、而罪犯仍未被告知假释，则不仅人民法院裁定的法律效力受损，而且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遭到侵害。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裁定的减刑、假释裁定，罪犯能否上诉。《监狱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提出抗诉，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在这里的抗诉可能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不符合减刑、假释条件的罪犯却被减刑、假释，另一种是应当被减刑、假释的罪犯却被错误地裁定不予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不可给每一次都能明察秋毫。如果在监狱机关向所在地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合适的减刑、假释时，罪犯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罪犯可以用什么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种减刑、假释的不当裁决都具有现实可能性，对此应当予以防范，即应当给予罪犯上诉的权利。倘若罪犯对此不能进行上诉，这不仅违背了刑诉法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保护罪犯的正当利益。再者，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对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作出的减刑、假释裁定进行抗诉，罪犯当然应当对应地享有上诉的权利。因此，笔者建议对第三十四条增加第三款，内容为“被监狱机关建议减刑、假释的裁定，有充分理由认为裁定不当，可以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上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关于监狱侦查权的规定过于简略，不利于实际操作
《监狱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进行侦查。”一般而言，所谓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可见侦查的具体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进行专门调查工作，采取相关强制措施：这里的强制措施，其种类包括拘传、取保侯审、监视居住、逮捕和拘留。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三款规定：“对罪犯在狱内犯罪的案件由监狱机关进行侦查。”“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本法的有关规定。”由此不难判定，监狱在作为狱内犯罪案件的侦查时，其拥有的侦查权利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但是理论上的应然权力并不代表实践中的实然权力。监狱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实践活动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在实践方面有很大区别。特别是采取相关强制措施时，这种区别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些强制措施中，逮捕的决定权由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拘传适用于未被羁押的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适用于根据案件情况可以不采取羁押方式、不剥夺人身自由权的犯罪嫌疑人；监狱实践可以行使的决定权只剩下拘留决定权。但是，从目前我国已有的立法内容来看，监狱能否能拥有拘留决定权实在是查无实据。有人认为监狱单位狱内犯罪都是在押犯所实施的行为，他们本身已经在押，人身自由已被剥夺，不需要再行拘留。但是这只是考虑到问题的一方面，如果某在押犯被发现有狱内犯罪嫌疑的第二天就是刑满之日，此时是不是要对其行使拘留权呢？如果不对其作出拘留决定，传唤、拘传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而刑满在即。是释放还是不释放呢？如果释放，则不利于案件的侦查；如果不释放，则很有可能会超时超期关押罪犯而造成侵权。依笔者之见，《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既然都规定了监狱对狱内犯罪案件可以行使侦查权？则应该赋予其完整的侦查权；《刑事诉讼法》既然规定“监狱在办理刑事案件时，适用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那么，监狱在行使侦查权时，根据实际情况，则应当享有拘留决定权。否则，监狱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就只能进行专门调查工作，而没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显然这不是监狱机关侦查权的本意。尽管监狱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一般不需要专门行使项权力。但实际应理解为已经行使了这项权力，当上述特殊情况发生时，监狱机关拥有拘留决定权将有助于案件的侦查。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监狱法》第六十条，应补充一款称为第二款，即“监狱在进行侦查时，根据情况，可以行使拘留决定权。”
四、监狱经费与监狱生产属性问题
《监狱法》关于监狱经费有明确规定，“国家保障监狱履行罪犯所需经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产费、监狱人民警察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须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关于监狱生产，《监狱法》也在多个条款中有所涉及。把这两个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思考主要是因为监狱经费的原因，制约了监狱生产的属性。
实践中，人们对于监狱生产的属性众说纷纭，主要表现为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国监狱生产不再在计划经济的旧框框中运行。它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海洋中，参与市场竞争，受市场经济规律制约，监狱生产完全是一种企业化的生产，追求利润是监狱生产的目的。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正是由于监狱企业生产产品商品化，所以监狱生产的基地才由监狱工厂改称为监狱企业，这种观点颇有道理，也很能代表当前的监狱生产的实际。另一种观点认为，监狱的任务是执行刑罚、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的职能，从事商品生产并创造和实现利润不是监狱自身固有的职能。监狱组织罪犯从事生产劳动，其直接目的是以生产劳动作为改造手段和形式，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而不是也不应该是直接去追求经济利润。监狱参与市场竞争，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监狱的劳动力不是具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其生产技术能力非常低下，监狱在组织罪犯进行生产时，对劳动力也没有可选择权。因此，监狱生产不具备商品生产的要求，其目的也不是要进行商品生产，它只能是一种产品生产，并由国家负责统收的一种生产形式。这种观点也不无产生道理。全面地考察《监狱法》有关生产与经费的规定，笔者认为，如果监狱经费真正到位，监狱生产就应当是产品生产，而不应当是商品生产。显然两种似乎都有道理的观点是相互矛盾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还在于《监狱法》对于监狱经费的规定与监狱实际得到的经费存在事实上的差距。如果《监狱法》规定的经费能够全额到位，那么监狱就不会再为经费而犯难，也就不需要背着学生的经济包袱，在生产上大做文章。事实上，监狱所需的经费特别是用于罪犯改造的经费只是部分到位，监狱在改造犯人时，其经费缺口仍很大。弥补这个缺口，最合适的办法就是发展监狱生产，创造经济效益，因而监狱又必须进行商品生产。特别是目前，尽管在多数监狱企业的经济发展都很不景气，中国加入WTO的冲击危在旦夕，放弃商品生产要求，走产品生产之路是适时选择，但监狱企业却无法做出选择，因此解决这一矛盾，不仅应从《监狱法》上明确监狱生产的产品生产属性，更要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监狱经费的全部到位，再不能让监狱为了生产而生产。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印发给你们，请各地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作用，确保党中央关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特制定本意见。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关系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我国经济发展方向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适应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满足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必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正确认识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意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积极有效地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

　　二、人民法院要认真研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审判工作提出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要求，为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和服务。从长远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然极大地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有助于减少社会矛盾纠纷，有助于减轻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压力。但从近期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可能引发一些新的矛盾纠纷，如淘汰落后企业和产能，公司清算、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等情形将增多；加快城乡结构调整，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情形将增多，由上述活动引发的矛盾纠纷相当部分会进入诉讼程序，这就使得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坚持能动司法，见事早、行动快、积极应对，妥善施策。要准确把握司法政策导向，依法保障、引导、支持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保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早见成效。依法积极引导落后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企业退出市场，对不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依法不予支持。

　　三、妥善审理与经济结构调整相关案件，保障和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依法审理各类投资纠纷案件，促进社会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鼓励和引导资本向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转移；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合法权益，妥善审理相关案件，慎重采用财产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促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共同发展；依法支持合法的新型担保方式，正确认定此类合同的效力，促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法妥善审理涉及中小企业的案件，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准确把握民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依法稳妥处理相关刑事案件。

　　四、妥善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格局。要准确把握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司法原则，既要依法维护经营者正当利益，也要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建立公正、有序、诚信的消费环境；正确认定消费合同效力，依法认定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无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妥善审理房地产开发和房屋买卖、租赁纠纷案件，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妥善审理个人住房、汽车、教育等消费信贷纠纷案件，引导建立健康、协调、有序的消费信贷秩序。依法惩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假药劣药、假冒农资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

　　五、妥善审理城乡结构调整中引发的各类案件，保障和服务城镇化建设。正确审理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民事、行政案件，加大对失地农民和被拆迁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力度，依法支持符合规划的城镇化建设；依法处理农民以土地补偿金入股引发的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农民的投资权益；依法严厉打击侵吞、挪用土地征收补偿金、房屋拆迁补偿金等违法犯罪行为，规范和维护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秩序。

　　六、妥善审理服务领域的各类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法审理教育、旅游、电信、物流、信息、研发、工业设计、商务、节能环保服务等服务合同纠纷案件，既要支持和保障面向生产、服务民生的现代服务业的自身发展，又要及时纠正服务提供者的不当行为，规范和引导服务提供者不断完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水平。加强与服务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的信息交流，及时通报案件审理中发现的服务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

　　七、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依法审理借贷纠纷案件，切实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法债权，防范逃废银行债务行为，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依法审理存款纠纷案件，切实维护存款人储蓄的安全和利益；做好金融票据纠纷案件审判工作，依法维护金融信用秩序和交易安全；依法审理保险纠纷案件，依法支持被保险人、保险受益人得到及时的保险赔付，维护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依法审理证券纠纷案件，充分保护股东权益，促进证券市场的有序发展；妥善审理非金融借贷纠纷案件，正确认定非金融借贷合同效力，依法打击各种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依法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设立金融法庭，专门审理相关金融案件。

　　八、妥善处理相关破产、强制清算案件，保障实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推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经济发展目标。依法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和强制清算案件，积极引导市场主体依法有序退出市场；依法受理符合条件的企业重整、和解申请，运用企业重整、和解制度，帮助和支持那些资金周转遇到暂时困难但符合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恢复生机重返市场。

　　九、妥善处理劳动争议和社会保险案件，切实保障民生。依法审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纠纷，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益；依法审理劳动保障、工伤认定、社会保险等劳动行政案件，支持和监督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引导企业切实承担社会责任，加大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力度，引导劳动者树立诚信工作、共同发展的理念，促进企业与劳动者的互利共存，共赢发展。

　　十、妥善审理农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纠纷案件，鼓励和支持农村新兴产业发展，保障和服务农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时审理农村第二、三产业和农民外出务工、返乡创业中出现的各类纠纷案件，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依法审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转包、租赁等合同纠纷案件，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秩序；支持和促进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拓宽农村融资渠道。

　　十一、妥善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保障和服务推动自主创新。加强对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加强对驰名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商标权的保护，促进自主品牌的形成和品牌经济的发展；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促进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维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妥善审理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案件，制止科技开发和技术转让中的垄断行为，防止滥用知识产权限制创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加强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文化娱乐、广告设计、工艺美术、计算机软件、信息网络等领域的著作权保护，依法惩处假冒商标、专利和侵犯著作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行为，促进文化创新，繁荣文化市场。

　　十二、妥善审理各类涉外商事、海事、海商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依法审理外商投资纠纷案件，维护稳定、公平的外商投资环境，积极引导外资投资方向，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促进利用外资在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及时审理外国仲裁裁决、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案件，维护仲裁的一裁终局性，准确理解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条约规定，慎重适用公共秩序条款，促进对外司法合作与协助；依法准确适用外国法、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妥善审理涉外贸易、运输纠纷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促进进出口贸易稳步增长，维护我国经济安全。高度重视涉台和涉港澳案件审判工作，切实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十三、妥善审理各类环境保护纠纷案件，保障和服务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依法受理各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正确适用环境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准确认定环境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环境侵权受害人得到及时全面的赔偿；及时审理环保行政诉讼案件，加大对环保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执行工作力度，支持和监督环保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履行环保职能；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严厉打击一切破坏环境的行为；妥善处理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矛盾纠纷，依法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对废弃矿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促进资源型企业的转型升级。严格执行环境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依法保障和促进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坚决制裁污染环境、破坏林业资源、草原资源、生物资源等违法犯罪行为，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在环境保护纠纷案件数量较多的法院可以设立环保法庭，实行环境保护案件专业化审判，提高环境保护司法水平。

　　　 十四、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依法惩处经济领域内犯罪，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引发的犯罪案件。积极参与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建长效工作机制，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支持和配合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基层平安创建活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

　　十五、高度重视运用调解方式有效化解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司法工作原则，积极推动构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加大调解力度，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积极作用，形成全社会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大合力，尽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因处置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

　　十六、高度重视和妥善处理因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发的各类相关涉诉信访案件，及时发现和解决执法办案中的薄弱环节，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水平。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完善诉讼服务等司法便民服务体系，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推进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全面完成涉诉信访积案清理工作任务，努力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营造公正高效的司法环境和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十七、各级人民法院要及时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有关情况，做好与政府的沟通工作。要与有关部门适时交流有关信息，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并建立相应的协调机制，确保各项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应对措施有效落实。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人民法院在经济形势变化情形下如何履行审判职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和提案，各级人民法院要高度重视，及时反馈办理情况，提高办理工作的满意率。要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专家学者、律师、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联系，真心实意地听取他们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意见建议。充分发挥特邀咨询员和特约监督员的作用，为人民法院工作提供决策咨询和监督意见，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认真落实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规定，虚心听取媒体和网民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十八、切实加强相关司法调研工作，牢牢把握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前瞻性和主动权。各级人民法院领导干部和相关干警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农村、深入企业，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和沟通，及时了解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充分利用司法统计数据，及时发现因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引发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加强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分析和研判，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及时提出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各项司法应对措施和司法建议；及时总结和推广各地的好经验和好做法，不断提高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工作实效。

　　新时期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各级人民法院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审判工作，坚持“三个至上”工作指导思想，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强化能动司法理念，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