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难办的原因及对策

农村林业承包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虽然数量较少，但涉及村民众多，诉讼标的额较大，矛盾复杂尖锐，处理难度大。如处理稍有不慎，必将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发展。现笔者结合我院审判工作实际，谈谈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难办的原因及其对策。
一、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难办的原因：
（一）林业发包、承包不够规范。大部分乡镇的村组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林木、毛竹，有的山场分给村民做自留山，有的归村民组集体所有，有的归村委会所有。长期以来部分山场上的林木因管理不力或无人管护，导致部分山场变成荒山。因此，林业主管部门等建议个乡镇对不属于村民自留山的山场可通过发包的形式来加强对山场林、竹的发展和管理。然而，在林业发包承包的过程中，有的没有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或未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草草签订承包合同，即发包出去；有的还强行承包，签定了一些霸王条款，承包人仅交少量的保证金即获得了大面积的山场林业承包权；还有的虽然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但尚未超过半数，亦无会议记录，仅凭一纸合同，就决定承包人取得了数十年的林业承包权，并以此抗辩所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山砍柴等项权利。
（二）承包合同未能反映各方的合同利益。林业承包不象目前土地承包那样数量相对较少。在林业承包中，其山场亩数之多，面积之广，承包期限之长。发包方与承包方于签订林业承包合同时，几乎都没有对发包的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山场林木的价值进行评估或测算，就这样简单地发包给承包人承包经营。承包期一般规定在30年以上，有的甚至更长。数百亩乃至上千亩的林木、毛竹等，其价值逐年递增。承包人承包山场后，主要是对现有的山场进行管护，将荒废的地方进行补植，对部分林竹予以间伐。在绝大部分的林业承包合同中，只是简单地约定按比例交纳承包金，按比例分成等。虽然承包林业山场砍伐林木有严格的政策限制，但仍有滥坎乱伐现象以及管理上的漏洞，以致承包各方利益上的失衡和山林竹木的毁坏。
（三）双方履行承包合同均有过错。发包方与承包方在林业承包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缺乏合同约束力，承包方在没有报请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颁发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上山砍伐、间伐林木出售。有的承包人违反合同的约定，届期不向发包方上交承包金。发包方发现承包方间伐的不是次品竹木，也不是不能成林的竹木，而是以“疏山”、间伐为名，进行滥伐或盗伐林木。大部山区的村民日常生活缺乏燃料，即上山砍柴烧，却受到承包方的严厉阻止或拒绝，发包方不是采取与承包方进行充分协商的方法予以解决，而是以自己的想当然之观念去擅自作出处理决定，导致纠纷发生。
（四）承包双方极易矛盾激化。承包人依据合同承包大面积的山场后，由于严格管护，严禁村民上山砍柴，并用“武力”阻止偷盗行为。使幼林不继成长，荒山逐渐变成绿林。承包人在承包数年后，误认为满山遍野的林木归其所有，即擅自任意砍伐出售，导致发包方的村民有意见，他们认为这都是全体村民的集体财产，却让少数人长期占有任意处分，极不合理。
二、关于处理林业承包合同纠纷的对策。
（一）宣传政策、维护农村的稳定。在党的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广大山区的村民采取各种经营方式发展经济。但是随着农村形势不断变化，部分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时有发生。鉴于农村村民的实际情况，通过林业发生经营，有力促进山区林业的改善和发展。增长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财富。林业承包合同产生纠纷后，我们应大力宣传党在农村的优惠政策，调查了解纠纷原因，充分考虑承包双方的利益，建议合同当事人对有争议的合同条款进行变更或签定补充协议，尽最大努力使承包合同有效继续履行，避免造成经济损失，维护农村山区发展经济的大好形势。
（二）及时调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村民小组或村委会所有的几百亩甚至千余亩的山区，在有关领导的参与下进行发包经营，目的是发展农村经济。承包方系家庭或若干户合伙承包，他们投资修路、架设电线和建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还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常年支付雇请人员的工资，帮助购买农药防止病虫害，日夜管护所承包的山场，避免山上的林木，毛竹等受到偷盗或破坏。若干年后承包合同发生纠纷，承包方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很难计算，承包后的增长部分也无法计算，故应先由乡镇村及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把调解工作做为诉前的一个前提程序。乡镇村对农村山区的情况非常熟悉，直接参与发包承包会议及合同的签订，对承包双方履行合同、投入管护、产生纠纷之原因及纠纷双方的思想动态等情况，知悉并有所了解，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耐心地说服教育，竭力消除对抗情绪，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这样，即避免承包方受损失，又不使发包方即全体村民因承包合同解除而背上赔偿损失的沉重经济袍袱，促进双方团结协作，共同发展。
（三）慎重引导，让当事人自己选择救济途径。林业承包合同与其他合同不同，承包期限较长，投入资金较大，承包前后的价值很难界定和分清。解决这类纠纷应慎重思考，当事人绝不能以过激的方法“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更不能集体越级上访。综上，应采取以下方式予以妥善处理：
1、自行和解。发包方与承包方都是本村委会或同一个村民小组的村民，相互之间非常了解，当林业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后，双方应平等协商，各自都要为对方着想，均应认真检讨自己的过错或违约行为，如有不符合一方或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合同条款，可以协商变更或达成新的补充约定。双方在平等协商的过程中自行和解，澄清是非，钝化矛盾。
2、缩短承包期。从审判实际来看，林业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期一般都在30年以上，有的长达50年到70年。中央关于发展林业方面的政策，是从农村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家庭承包期可长达50年至70年，但对招标方式承包的期限没有作出此规定，双方协商，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变更承包期限，将较长的承包期缩短为20年以内，只要收回成本略有获利即可。集体财产不能数十年为少数村民受益和占有，否则不利于维护全体农民的合法利益。
（3）依法诉讼。全体村民或承包方如选择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从林业承包合同的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承包人实际投入较大，山场林竹长势又较好，只是承包人不按合同的约定办事，对发承包方提出的建议或警示不听不理的，发包方可提起违约损害赔偿之诉，这样即补偿了发包方的实际损失，又惩罚了承包人的违约行为。如认为承包人确实不能再继续承包下去，即根本违约，依法可请求解除承包合同。要求解除合同方应充分考虑相对方（一般为承包人）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因为承包合同依法被解除后，承包人返还的是一片茂密、生长旺盛的林木、毛竹等，其中增值部分凝聚着承包人的心血和汗水，解决合同方应当赔偿承包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可得利益。

安徽宣城市宣州区法院：杨任喜 张辉煌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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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12日
盗窃罪需待修改与完善

郭山珉


一．完善盗窃犯罪立法形式或体例
盗窃犯罪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一般要占整个刑事犯罪的二分之一，有的高达70%至80%。以我院近三年批捕数据为例，2002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73.4%和75.6%；2003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67.1%和65%；2004年批捕的盗窃案件数和人数占总批捕数的83.9%和84.3%，盗窃犯罪始终居高不下。盗窃犯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根据刑法第265条的规定，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犯对象。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法人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20多种犯罪。1997年在修订刑法时，对盗窃罪作了较大修改，现行刑法典虽然将盗窃罪从诈骗、抢夺罪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条文，并将盗窃罪采用简单罪状的描述形式，但本人认为，其内容仍过于简单，不符合盗窃犯罪的实际情况，使得盗窃罪在司法认定中常常发生许多疑难问题，应对盗窃罪设专章（节）或制定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犯罪条例》。
1、惩治盗窃犯罪的重要性决定了应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好坏。而完善的立法，又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完善的立法又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盗窃犯罪的发生。如果占刑事案件40%至50%的盗窃案件得到有效控制，整个刑事案件将大幅度下降。可见，盗窃犯罪的立法好坏，是一个事关50%案件的审判质量问题，是一个事关50%犯罪的防治问题。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盗窃罪法》或者《惩治盗窃罪条例》，或者刑法典中专章或专节进行详细规定，是非常必要的。
2、盗窃犯罪的复杂性决定了应设立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盗窃犯罪无论从犯罪对象来看，还是从犯罪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很复杂，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便于详细规定。具体内容应包括：普通盗窃、加重盗窃、法人盗窃、亲属盗窃、盗窃未遂、盗窃通讯设施等、盗窃电力等能源、盗窃文物、盗掘文物、盗掘墓葬、盗窃信用卡、增值税发票等、事前通谋的窝赃销赃、监守自盗、盗用交通工具，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对盗窃犯罪的防治问题进行规定，如尚不构成盗窃的劳动教养或治安处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青少年盗窃的处理问题等，都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
3、外国立法和我国有关立法对盗窃犯罪设专章或制定专门法律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许多国家对盗窃罪设立了专章，英国还专门制定了《盗窃罪法》，我国现行刑法对走私罪、金融诈骗罪、危害国家税收管理罪等都以专节的形式予以规定，并对贪污贿赂罪以专章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都为建立一部体系完整的惩治盗窃犯罪法律或专章或专节规定盗窃罪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鉴于现行刑法典实施时间不长，可以先行制定一部惩治盗窃的单行法律，待再次修改刑法时，将其纳入刑法典。
二．修改盗窃罪立法内容
1、应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
现行刑法典第264条把“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构成要件之一，这比1979年刑法以单一数额定罪的规定是一个进步，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不利于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容易把小偷小摸性质的盗窃作为犯罪处理。二是用“多次盗窃”作为认定盗窃罪的标准不科学，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是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财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数额上，为防止唯数额论，在数额之外规定补充条件是可取的，但必须是能够准确反映其社会危害性的条件，“多次盗窃”即便是三次以上，如果数额较小，又没有其他严重情况，如小偷小摸等，显然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能以犯罪处理。三是“多次盗窃”作为盗窃罪的补充要件，不能覆盖数额外的各种犯罪现象，仍然有补充不全面的问题，如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盗窃重要物资而实际获得财物数额未达较大的等等，这些均不能用“多次盗窃”来解决。因而，本人认为，将“多次盗窃”修改为“情节严重”符合犯罪构成的一般标准，又能较好地解决罪与非界问题。
2、应修改盗窃金融机构的刑罚适用，避免脱档问题
从现行刑法典来看，盗窃金融机构在刑罚适用上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量刑幅度。因为现行刑法典第264条规定“……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从上述法条表述来看，只要是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应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就没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量刑幅度了，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忽和用语不当造成的。对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不分情节轻重，一律判处无期或死刑，不仅造成中间的量刑幅度脱档，而且也是不科学的。所以，应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或者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而且情节严重的；（二）……。”
3、应将盗窃珍贵文物的盗窃行为设立单独的刑法条文
珍贵文物具有特殊性，一般不能直接用数额计算其价值，而现行刑法典将其与盗窃其他一般财产合并规定在一个条文中，是不恰当的。一是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产的犯罪构成标准是“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用这个标准适用盗窃珍贵文物显然不切实际；二是盗窃一般财产量刑幅度的划分标准也不适用于盗窃珍贵文物。盗窃一般财物的量刑幅度的标准是数额大小，而珍贵文物一般难以计价。因此，应将盗窃珍贵文物从盗窃一般财物中分离出来，设立单独的条文并规定专门的量刑幅度。可以这样设置：盗窃珍贵文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至于情节轻重的划分，主要根据盗窃珍贵文物的等级和件数而定。
4、应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修改为职务侵占罪
现行刑法典将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邮件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窃取财物的，由原来的贪污罪改为盗窃罪，立法意图是为了准确地反映本罪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本质特征，因为窃取财物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侵犯。但本人认为，这一修改仍为不妥，应定为职务侵占罪。一是邮政工作人员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身份，即属于公司、企业和其他单位的人员；二是邮政工作人员这种窃取行为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三是这种行为侵犯的是本单位的财产所有权。现行刑法典第91条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邮政工作人员在收发业务过程中，窃取收发人的财物，应视为对本单位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同样，铁路上的行李包车间工作人员，其主体身份、工作性质和职责范围与邮政工作人员相似，他们都是企业单位人员。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行为，均以职务侵占罪受理审查批捕、起诉。
5、应废除盗窃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犯罪规定限制条件来适用死刑，但这一问题仍需探讨。（1）盗窃罪是一种纯粹的财产型犯罪，其侵犯的唯一客体是财产权利，刑法不仅要保护合法公民的权利，同样要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财产权同生命权相比，后者更为重要，这是现代人权理论的精髓，即便是再严重的财产损失也不能与剥夺生命权划等号；（2）盗窃罪直接侵害的是财物所有者（或占有人）对财物的所有关系，虽然也会导致其他的危害后果，但毕竟不是直接的，而且对盗窃罪的危害后果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予以补救；（3）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保护与打击并重，教育与惩罚结合，而保障人权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4）盗窃犯罪猖獗有其多种原因，死刑的震慑未必能减少犯罪；（5）对盗窃罪适用死刑，不利于罪犯投案自首、坦白交待罪行，也不利于积极退赃。因此，废止盗窃犯罪死刑，修改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是最理想的举措。
三．补充盗窃罪立法内容
1．增设单位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单位盗窃未予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现行刑法典颁布以前司法解释为单位盗窃数额巨大，影响恶劣，对其有关人员按盗窃罪批捕、起诉。这种将单位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虽然起到了事后制裁作用，但作为一个内部文件，不能起到事前规范作用，不能有效地防止单位犯罪的发生，况且与现行刑法典的基本精神相违背，难以继续适用，因此建议增设单位盗窃罪。这是因为：一是单位组织盗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社会危害性。二是把单位盗窃犯罪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不科学。单位盗窃和自然人盗窃两者之间的构成要件不同；自然人盗窃的刑罚规定难以适用单位盗窃；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犯罪处理，附带民事赔偿比较困难。三是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不符合法治原则。从法治原则角度来讲，单位是否构成犯罪，只能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确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的单位盗窃按自然人处理，实际上修改了自然人盗窃构成的要件，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盗窃犯罪构成要件。四是将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与整个法人犯罪立法不协调。对其他单位犯罪设立了单独的构成要件和刑罚，而对单位盗窃按自然人盗窃处理，显然会加重单位盗窃具体犯罪者的刑罚。
2．设立家庭成员和亲属盗窃罪
现行刑法典对家庭成员和近亲属之间的盗窃未予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对此作了有关司法解释和批复，都指出，一般不应作盗窃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起来是很难的。一是难以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什么是“确有追究必要的”，没有具体标准，致使这类案件难以处理或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二是难以适用刑罚，按照一般盗窃罪的量刑幅度适用刑罚，很难与社会上的盗窃区别开来，因为现行刑法典规定不具有减轻情节而需判处法定刑以下刑罚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而且从理论上讲，特殊减轻是针对某种犯罪的个别特殊情况而设立，如果某种犯罪都应减轻处罚，就只有通过立法途径解决了。
3．在刑法典中对盗窃犯罪对象予以列举或解释说明
在刑法典中对盗窃对象进行列举或对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对象进行解释或明确，对统一执法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建议在立法中对于电、光、热等能源直接规定为盗窃对象，并将其他一些有争议的对象，如不动产、科技成果等进行界定。同时鉴于我国刑法典按侵犯客体的性质划分犯罪性质，对盗窃罪的范围有一定限制，因而有必要在刑法条文中规定：“对于法律另有规定的盗窃对象，不适用盗窃罪的规定，而适用特别规定。”
4．在刑法典中对数额以外的加重情节予以明确，在司法解释中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予以规定
现行刑法典对盗窃加重问题，虽然在规定数额加重的同时，也规定了情节加重并列举了两种特别加重情节，即盗窃金融机构和珍贵文物，但没有列举一般加重情节，对重情节的叠加适用规则也不明确，不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因此建议在刑法条文中直接标明具体加重情节，并在司法解释中规定重情节的适用规则。一是可以给法官提供可供量刑考虑的具体标准，便于操作；二是直接把加重情节列举在刑法典中，具有防范和震慑作用，使一些人望而生畏，不敢为之，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盗窃犯罪或重大恶性盗窃犯罪的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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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秉志著：《侵犯财产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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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楷编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