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议清末刑法变革

李秉勇


刑法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种社会治理的方法，是随着犯罪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公法发达的国度，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中，刑法更具有重要的作用。 考察刑法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刑法从繁荣到统一，再到固定、僵化，到清末才出现了一次大的变革，而这次变革又开始了中国刑法的现代化。这次变革使我们思考：刑法的基础是什么，清末变革的基础又是什么，清末变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刑法制度的基础
考察中国古代文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难解的现象，唐代是中国人一直以来引以自豪的时期，唐诗成为当时世界最为灿烂的文化，唐朝诗歌表现了丰富的形式与张扬的生命力，是对唐以前文化的一个突破。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唐代的法律并无太大的变化，唐代的刑法典《唐律疏议》更可以说是趋于封闭与保守，唐文化中的勃勃生机在唐刑法制度中却没有表现，是什么使这两个同为人类文明的领域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与我们盛唐同时期的欧洲当时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但宗教改革后，欧洲法律日趋发达，刑法文化也渗透入文明与进步，以致于在清末变法中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这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们的进步？
谢望原先生认为，刑法与哲学总是有着不可割舍的关系，刑法学的很多基本理论离开了哲学理论就无法讲清楚。 笔者同意谢先生的 观点，刑法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的进步。这样我们就为解释上述问题找到了一个切入点。在刑法史中东周战国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从郑国子产铸刑鼎，邓析解律到商鞅的刑法改革，儒家、墨家、法家的刑法学说轮番上演，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刑法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一切又与当时的哲学环境有关。周室没落后列强争霸，如何统一天下，如何吞并他国与反吞并，成为各诸候国日日操心的事情，这就给当时各种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哲学至今羡慕不已的时代。各诸候国借助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刑法改革，如郑国子产公布刑律后，即使孔子也只能是加以指责而不能阻止。这个活跃的哲学环境造成了刑法的活跃与进步，到秦朝时刑法已趋完善，有人曾将以刑为主的秦律与同时期 罗马《十二铜表法》加以比较，认为从法律调整的范围和定罪量刑的立法技术来比较，秦律都超过了《十二铜表法》。
西汉王朝建立后，中国取得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到汉武帝时，法制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确立了董仲舒所提出的“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理论，认为刑者，德之辅也，礼之所去，刑之所加，开始引经入律，靠儒家来维护皇权，靠《春秋》大义来定罪量刑。传说中的周礼为周公所定，以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纲目，分述治、教、礼、政、刑、工六大门类。梁治平先生认为，礼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包含极广的秩序网络，生活于其中的人都角色化了，礼既是道德，又是法律。 为什么汉朝的统治者会选择了儒家而引礼入法呢？这一方面在于至汉武帝时，汉朝取得了少有的繁荣，但各地方诸候王的势力却始终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希望借助儒家思想来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当时情形与春秋战国不同，在春秋战国时，尊礼则意味着对没落周室的尊从，这与各诸候国的愿望截然相反，所以秦汉的统一，梁治平先生认为是地域原则战胜了亲缘原则，但汉朝实现统一天下后仍实行分封制，又陷入了氏族组织的旧壳，把氏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直接转化为政治国家的组成方式，而这又与儒家思想所合拍，儒家思想的主体正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人伦，一切人际关系、社会关系都统由宗法人伦诠释。 这种以氏族亲缘关系组成国家的形式一直延续至清代，而儒家哲学思想从汉武帝时，就成为统治阶级的专政思想，礼成为刑法中重要原则，礼的准则成为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汉的上请制度到北齐的重罪十条，隋朝的十恶重罪，唐朝的八议、官当等都有礼的烙印。有学者认为，自汉代开始，中国古代法律迈向儒家化的发展道路。《唐律疏议》完美地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 。儒家思想在宋、元、明、清的法律中也是基本内容，这样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国刑法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繁荣到西汉统一后，走向了固定与僵化。进入二十世纪后，刑法有了一次大的变革，那么这次变革又是什么原因推动的呢？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基础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其统治者虽是从长城以外打入中原的少数民族，但在取得统治后，仍是迅速继承了明以前的儒家思想，立法也是参照明朝立法，所以在清统治的前期中期与以前的朝代并无大的区别，且由于个别君主的开明，取得了康乾盛世。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儒家传统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受其影响，在清末出现了一次大的变法修律，这次的变革绝非偶然，我们可以从下面因素中看出它的端倪。
（一）、内外交因，被迫变法。自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朝因盲目自大而屡受打击，在国内又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终于意识到制度的落后。有趣的是，清朝慈禧太后的第一道关于变法的诏书是在流亡到西安时发出的。
当时清朝的邻国日本也成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日本原采用中国法律，如在其法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宝律令》，就是大体上采用唐律。但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变法图强，学习欧洲，逐渐成为强国，甲午海战中国的惨败更加刺痛了清统治者，加强了其变法的决心。
这时的清朝只是迫于形势想通过某些皮毛的改革来苟延残喘，并非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统治基础---儒家思想，但这场变革却没有按他们的想法进行，因为这时儒家思想的克星---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开始席卷全国。
（二）、洋务运动与西方思想的传播。一八四0年后清朝统治者面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觉，是军事装备和工业技术的落后，有学者对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的武器与西方列强作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西方军队的一支长枪可顶清兵五支长枪，更遑论清军战斗力的低下。于是清朝统治精英进行了第一次变革，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洋务运动”，其目的在于提高与西方对抗的能力，其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幻想通过技术的提高来达到与西方抗衡的目的，对于社会制度与思想基础的不同并无认识，但这次运动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革命。萧功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在于，虽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们并没有促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他们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在防务领域仿效西方各国的“长技”来避免列强加之于中国的危机，以恢复中国原有的长治久安。但他们如同打开了潘多拉匣子一样，不自觉地引发了中国从防务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其原因就在于，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社会整体。
李鸿章曾用八个字概括洋务运动的基本内容：“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当然他所说的变法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但洋务运动却是真正开始了向西方学习，李鸿章等人兴办了各种学校，学习西方文明，至1892年，仅在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各种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已达一万六千余名。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提出向西方民主制度学习的主张，郭嵩涛于1875年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嵩涛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
在清末思想启蒙运动中，有一批人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这些人对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1840年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日益增多，1870年有250人，到1900年就有886人，袁伟时先生认为，这些传教士对19世纪中国最大贡献，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国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头一份功劳是在中国建立了一批以学习西学为主的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第二个功劳是在中国创立了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基础，出现了《万国公报》这样介绍科学知识和政治思想的新闻媒介。1875年6月2日传教士林乐知发表了《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以其丰富和重要的内容成为中国民主思潮发展史上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介绍了主权在民的基础理论，宪法和三权分立理论，明确现代国家为经济服务的职能，主张培养和提高公民的素质是实行民主的基础。在介绍西方民主思想的同时，传教士们还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揭露，直接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传教士却认为尧舜之道实不可考，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思考，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据袁伟时先生考证，国内有人指出 同样观点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三）、沈家本的贡献。清末变法中出现了一位中国法制历史上杰出人物---沈家本，没有这位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清末变革绝不会取得如此成就。沈家本生于一八四0年，清归安人，光绪九年进士，一生除任天津知府外均在刑部任职，他系统地研究和考订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源流沿革，成为谙悉中国古代法律的著名法学家，他虽然通晓古代法律，但并不泥于古，对于西方法律中先进思想注意吸收，曾组织力量翻译了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二十多国家的刑法典和《日本刑法义解》等刑法学著作，并不拘一格地聘请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作为变法顾问，他的努力不仅使西方法律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使清末的刑法改革成为近代刑法现代化的起点。沈家本于1907年由张之洞等人推荐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与伍廷芳一起主持修律馆，有趣的是，在以后的变法中，与沈家本争论最激烈的也是张之洞。

三、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
（一）、清朝刑法的渊源。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崇桢十七年（1644年）顺治皇帝入关，是清朝的开国时期，这时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参汉酌金”，“十恶”已入律。公元1644年清朝开始统治全国，在详译明律的基础上，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代的不断总结，于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大清律例》，《大清律例》在形式上与《大明律》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等三十篇，四十卷，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一千零四十九条。
清律沿用笞、杖、徒、流、死五种法定刑罚。死刑于斩绞之外，还设凌迟、枭首、戮尸等残酷刑罚，对于谋反、谋叛、侵犯皇权等行为均加以严惩，对于异端思想也用刑罚来加以遏制。
清朝刑律在实践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私家注律的出现，民间人士对于刑律的注解不断被吸收在立法之中，在律例无明文规定时，地方官也多引律注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就是通过对律文逐字逐句的注解并附以相关的条例来对大清律例进行解释。
（二）、清末刑法变革的主要内容。在清末变法中，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于1910年5月颁行，于1911年又正式颁布《大清新刑律》。变革 的主要内容有：
（1）《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纂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一部纯粹的专门刑法典。
（2）在体例上抛弃了以往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两部分。
（3）确立了新的刑罚制度，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主刑包括：死刑（仅绞刑一种）、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留、罚金。从刑包括剥夺公权和没收两种。
（4）采用了一些近代西方刑法原则。笔者认为，这些原则的运用是清末刑法变革最有突破的地方，正是这些原则标致着中国刑法从此走向现代化。这些原则包括：
反对比附援引，主张罪刑法定。《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罪刑法定的原则被公认为近现代刑法典的基石。袁伟时先生认为，这条原则的确立实质是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保护人身权利，废除了以思想治罪的专制主义传统，还导致了中国传统法律株连家族这类极其野蛮的律例的废除。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如律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在审案时加以说明，并无不可，若因律无规定，不论何项行为均置之不理，就会给刁徒有空可钻，这样法政就会废驰。沈家本则认为，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授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杀人。他又认为，如果允许司法官于律无规定之时比附其他条文定罪处罚，则其立法、司法兼而有之，就不符合立宪国家的基本原则。这些论点与论据和我们九十年代讨论取消类推制度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所以袁伟时先生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刑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在《大清新刑律》中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废除，，将戏杀、擅杀、误杀三项虚拟死罪改为徒流，从而使《大清新刑律》开始与世界先进的法律接轨。
参照西方国家法律在《大清新刑律》中引入了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现代刑法理论。

四、清末刑法改革的影响
沈家本主持修订颁布的《大清新刑律》标致着传统残酷的古代刑法解体，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现代刑法体系开始形成，中国刑法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展开。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取代了清王朝，但《大清新律例》并没有随之消亡，临时政府一成立，司法部长伍廷芳立即向孙大总统报告，建议除内乱罪不适用外，《大清新律例》继续有效。孙中山同意后，参议院批准了这个建议，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也承认该法继续有效，于是沈家本所制定的这部法律及其原则一直成为1949年前各个时期的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止 这些规定，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罪刑法定等其他原则又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附注：
1、陈兴良：《法治国的刑法文化》，《人民检察》1999年第11期。
2、谢望原：《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1999年第6期。
3、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4、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5、同4。
江西省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殡葬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的通知

九府厅发〔2010〕9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庐山管理局，九江经济开发区、共青城开发区管委会，云居山-柘林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经2010年2月11日市政府第43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九江市殡葬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0一0年三月二日

　　
　　九江市殡葬管理综合执法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了推进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自然环境，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江西省殡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全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和管理。
　　第三条 九江市民政局主管全市的殡葬管理工作。成立九江市殡葬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市民政局、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市公安局、市工商局选派人员参加，集中办公。执法大队履行以下职责：监督、检查、指导全市殡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宣传殡葬改革政策，倡导殡葬文明新风尚；依法、依规查处市城区居家办丧、游丧、土葬、二次棺葬等殡葬陋习；监管、查处殡葬服务行业违法违规行为，规范殡葬服务收费，体现殡葬服务公益性；会同相关部门执行本规定其它事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殡葬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民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公安、工商、卫生、国土、林业、规划、宣传、纪检、监察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齐抓共管，合力做好殡葬管理工作。部门职责如下：
　　（一）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殡葬事务的管理、监督和检查工作。
　　（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负责查处在公共场所、居民住宅区搭灵棚等违规丧事活动。
　　（三）公安部门负责对阻碍殡葬执法、妨碍执行公务的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交警和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送丧车辆游丧和沿途燃放鞭炮以及抛撒纸花、纸钱等封建迷信活动的行为进行处罚；对运送遗体的非殡葬专用车辆,根据民政部、公安部、外交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海关总署、民用航空局《关于尸体运输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尸体的运送，除特殊情况外，必须由殡仪馆承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承办”之规定，由交警或市殡葬综合管理执法大队对驾驶员进行教育劝阻。对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丧葬用品市场的管理，对非法制作、出售棺木等土葬、封建迷信用品的单位和个人给予有力打击，禁止在城区内出售、租赁冰棺，查处非法殡仪服务组织。
　　（五）卫生部门负责对各医院、卫生院的管理，住院人员死亡后，医疗单位要在二小时内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对无主遗体按规定办理好遗体交接手续；社区居（村）委会基层组织应切实落实死亡报告和举报制度，在家中死亡人员六小时内通知殡仪馆接运遗体。
　　（六）国土、林业等部门负责丧葬用地的管理，对不按规定、未经审批在公墓区以外建坟的，国土、林业部门会同民政部门依法进行查处。
　　（七）宣传部门负责积极倡导殡葬文明新风尚，及时报道殡改动态，曝光典型事例，使殡葬陋习对社会的危害和政府对殡葬管理的政策家喻户晓。
　　第五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
　　（一）耕地、林地、居民（村民）住宅区。
　　（二）城镇规划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三）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水源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可视范围内。
　　第六条 城镇居民的骨灰或遗体应当安葬在本区域的公墓内，农村村民的骨灰或遗体应当安葬在本村的公益性墓地（骨灰堂）内，鼓励安葬在公墓区内。农村公益性墓地（骨灰堂）由村民委员会负责建设管理，不得收取盈利性费用，不得安葬本村村民以外人员的骨灰或遗体，禁止乱埋乱葬。特殊情况需要异地安葬的，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
　　第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责任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强制执行，所需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一）火葬区域内的人员死亡后实行土葬的。
　　（二）将骨灰装棺土葬的。
　　（三）城区居民死亡后在公墓以外建造坟墓的。
　　（四）在已建立公益性墓地（骨灰堂）以外地方建造坟墓的。
　　第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纠正违法行为，并由相关责任部门依法处理：
　　（一）在城镇街道、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停放遗体、搭建灵棚的。
　　（二）在城镇街道游丧、沿途燃放鞭炮、抛撒纸花、纸钱，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
　　（三）影响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和占用城市街道办丧的。
　　（四）借办丧事从事封建迷信活动的。
　　（五）办丧噪声超标扰民及阻碍正常交通秩序和占用车道的。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分别给予以处罚：
　　（一）制造、销售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的殡葬设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制造、销售，可以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二）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并处制造、销售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
　　（三）在火葬区内制造、销售棺木及其它土葬用品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四）未经批准，擅自兴建殡葬设施的，由民政部门会同建设、规划、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国土资源等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五）公墓墓穴占地面积超过标准的，由民政部门责令公墓服务单位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六）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经营墓地，不得非法转让或买卖土地、林地建造墓地。违者由民政部门会同公安、国土、林业、工商等部门予以取缔，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七）从事花圈、墓碑、墓具等殡葬用品制造、销售的，必须向工商部门申请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并加强经营管理。否则，由工商部门依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查处取缔无证无照经营行为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予以查处。上述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时，应向同级民政部门备案。
　　第十条 遗体装殓、运送、防腐、冷藏、整容应及时与殡仪馆联系，禁止私自转运；凡从事丧葬和殡仪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应接受民政部门统一管理，对违法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由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一条 兴建殡葬设施应符合城市规划，并按下列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一）设置农村公益性墓地，其建设方案经乡（镇）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二）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三）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四）兴建殡葬设施应依法办理用地审批手续，并按基本建设程序到国土、建设、规划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兴建殡葬设施。
　　第十二条 殡葬服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报有关部门依纪依法处理：
　　（一）殡葬服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
　　（二）殡葬服务人员违反操作规程，造成重大事故或不良影响的。
　　第十三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殡葬执法部门做出的处罚、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处理决定的，由殡葬执法部门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拒绝、阻碍殡葬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以暴力、威胁等方式阻碍殡葬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殡葬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违反第四条第五款，医院或基层组织未在规定时间内通知殡仪馆，殡仪馆未及时接运遗体的，追究医院、居委会或殡葬管理部门主要领导责任。
　　第十七条 凡公车参与第七条和第八条第二、三、四、五款活动的，单位主要领导必须公开向公众检讨。
　　第十八条 领导干部违反本规定，纪检监察机关比照中共九江市委《关于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提高工作效能的若干规定》予以查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凡违反本规定一律不发安葬费、抚恤费和遗属补助费，违规发放的追究单位主要领导责任，并对当事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定发布之前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