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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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修改为：“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开挖鱼塘、堆放固体废弃物和发展林果业”。
二、将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交通、水利、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应尽量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确需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三、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的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负责开垦与所占基本农田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耕地开垦费，其标准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四、将第三十条修改为：“经批准征用的基本农田一年以上不使用的，每年收取闲置费。连续两年以上不使用的，除按规定收取闲置费外，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并向原批准征用机关备案。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重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人为造成基本农田抛荒的应限期耕种，在恢复耕种前，每年收取闲置费。”
五、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非法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取土、挖砂、采石、建房、建窑、建坟、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耕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或者限期治理，恢复原耕种条件，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将第三十六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并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本决定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２９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和管理，确保全省基本农田面积的稳定，提高基本农田的质量，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对耕地的基本需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和管理。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基本农田是指基本农田保护区内长期稳定并重点建设的耕地。
　　基本农田保护区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对主要农产品的基本需求而划定的、实行特殊保护的耕地区域。
　　第四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以外，属于乡（镇）或村农民集体所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田承包经营者有权在不违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的前提下，自主经营并按规定获取收益，同时必须履行
法定的义务，服从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基本农田的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由上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保护、建设、管理工作。
　　第七条对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和管理作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和表彰。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基本农田的义务，对侵占、破坏基本农田以及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检举、控告的权利。
第二章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

　　第八条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应当根据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合理布局，相对集中，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并与城市、村庄和集镇等长期规划相协调。城市、村庄和集镇建设规划用地应从严控制。
　　第九条基本农田保护区主要包括下列耕地：
　　（一）粮、棉、油生产基地；
　　（二）城镇及工矿区所必需的蔬菜生产用地；
　　（三）名、特、优、稀作物的生产用地；
　　（四）农业科研、教学和推广部门所必需的试验田和良种繁育场地；
　　（五）本行政区域内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高产、稳产的连片农田。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范围、界线，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会同计划、农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控制指标以乡（镇）为单位具体划定。
　　第十条省人民政府对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实行指标控制。全省基本农田保护的总体规划由省土地管理部门会同省农业行政管理部门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逐级下达，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设区的市根据省下达的控制指标，分解下达到县（市），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备案，县根据市下达的控制指标制定乡（镇）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具体方案，先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登记造册，予以公布，并设立保护标志。
第三章基本农田的建设

　　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基本农田的建设规划，组织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农田水利、供电、排灌、道路、林网等基础设施进行建设，能排能灌，沟、渠、田、林、路配套，适应机械化作业，具有较强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基本农田持续高产稳产。
　　第十二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基本农田地力分等定级办法，由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并建立档案。
　　第十三条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应当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培肥地力，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的质量管理，建立基本农田地力监测网络，定期公布地力变化情况，并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提供施肥技术指导。
　　第十五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基本农田的生态环境建设。基本农田的环境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与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与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基本农田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第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扶持有关基本农田建设的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事业以及其他社会化服务事业，鼓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采用先进技术，推动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第十七条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增加对基本农田的生产投入和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的投入。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及农业劳动者应将增加基本农田的投入作为农业投入的重点。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特殊政策，引导、鼓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增加对基本农田的投入，并在地方财政、农业发展、育林、水利建设等各项农业专项基金中给予扶持。
　　第十八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非农业建筑设施需要翻建或新建的，必须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迁出，并按基本农田标准的要求做好复垦工作。
第四章基本农田的保护和管理

　　第十九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划定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国有农业企业的主管部门应当与国有农业企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与村民委员会或
者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应当包括：
　　（一）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界定范围、面积；
　　（二）保护基本农田的具体措施；
　　（三）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四）奖惩事项。　
　个人或集体承包基本农田的，应当在农业承包合同中载明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责任。
　　第二十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作物种植，应当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耕作改制和种植结构调整不能毁坏基本农田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
第二十一条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开挖鱼塘、堆放固体废弃物和发展林果业；
　　（二）弃耕、抛荒和破坏地力；
　　（三）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排放污染物；
　　（四）其他破坏基本农田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交通、水利、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应尽量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确需占用基本农田，涉及农用地转用或者征用土地的，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凡占用基本农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占一补一”的原则，组织再造。确实无条件进行再造的，可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或省人民政府组织安排另地再造。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范围因基本农田被占用或再造以及其他原因必需进行调整的，调整方案应当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搞好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动态监测，对所辖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状况实行定期检查，并公告检查结果，接受上级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经批准征用基本农田的用地单位，应当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负责开垦与所占基本农田数量与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耕地开垦费，其标准按省人民政府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建立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基金。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基金主要由造地补偿费、闲置费、耕地占用税构成。
　　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基金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负责收取，上缴同级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由省、市、县统筹专项用于基本农田的再造、规划、建设和管理，确保基本农田面积的相对稳定和质量的逐步提高。
　　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基金的使用由县级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提出安排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基本农田的再造和建设，由土地管理部门会同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六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区档案。基本农田保护区的档案资料由土地管理部门和农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建档保存。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基本农田进行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基本农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耕种条件，并对非法占用的土地，每平方米处以十五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对单位主管人员和主要经办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批准文件无效，限期拆除在非法批准占用的基本农田上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耕种条件。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单位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非法转让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土地用于非农业经营的，没收违法所得，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耕种条件，并可对当事人处以违法所得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经批准征用的基本农田一年以上不使用的，每年收取闲置费。连续两年以上不使用的，除按规定收取闲置费外，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并向原批准征用机关备案。该幅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重新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
人为造成基本农田抛荒的应限期耕种，在恢复耕种前，每年收取闲置费。
　　第三十一条非法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取土、挖砂、采石、建房、建窑、建坟、采矿、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基本农田，毁坏耕种条件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或者限期治理，恢复原耕种条件，并处占用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人为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盐碱化、地力退化的，责令限期治理，恢复耕种条件，培肥地力，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三条排放污染物质造成基本农田严重损害的，应当赔偿受损害单位或个人的损失，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环境保护的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四条故意损坏基本农田保护标志的，责令恢复原标志，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挪用基本农田建设保护基金的，责令立即退回，并对单位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个人占用的按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分，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并执行。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作出决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七条拒绝、阻碍基本农田管理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基本农田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