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违宪审查专责机构的构建

钱贵


　　宪法是一国的根本大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的有效实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而在我国的实践中，经常出现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与宪法相违背，从而侵犯了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使宪法的权威受到损害，急需建立一个机制来保障宪法的实施，而违宪审查制度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法律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使宪法监督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所以应当在借鉴外国违宪审查先进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富有成效的违宪审查机构。
　　国外的很多国家都已经建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机构，为维护本国宪法的权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保障了本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归结起来，国外违宪审查机构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以英国为代表的立法机关审查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审查模式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专门机关审查模式又分为宪法法院审查模式和宪法委员会审查模式。
　　国外的第一种违宪审查典型模式是普通法院法院审查制，该模式又叫司法机关审查模式，该制度始于1803年,以美国为代表，素有宪法第一案之称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开创世界上由普通司法机构审查代议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宪,确立了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的至上原则,使联邦法院获得了审查国会立法是否符合联邦宪法的权力,并由此确立了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对各国的宪法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少国家纷纷效仿。该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公民个人的权利遭受侵害时可以提起宪法诉讼,从而得到有效、及时的救济，有利于公民宪法权利的保障。第二,法院通过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有效地制约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保证了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第三,法律和其它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争议往往在处理具体案件中表现出来,使得宪法得到了经常性的贯彻与监督,强化了宪法至上的观念。第四,法院的诉讼活动具有严格的诉讼程序，由普通法院审理违宪案件，使宪法争议的解决具有了有效的司法程序的保障。该模式的缺点在于理论依据不足,并易导致司法弄权现象。
　　国外的第二种典型的违宪审查模式是立法机关违宪审查制，它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负责违宪审查。该模式源于英国的议会监督制度，其审查方式通过立法程序进行,也就是当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发现有违宪的法律、法规或规章时,可以对其进行修改或废除。这是一种由议会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违宪审查的模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保证违宪审查机关的最高权威性,从而保证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得以更有效地贯彻和执行。不过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审查的理论依据不足。因为宪法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和完全的反映,而立法机关只不过是民意代表机关,充其量是人民的代表而已。代表的意志有可能和人民的意志发生冲突。而当冲突发生时,如果由代表来判断自己的意志是否违宪则存在理论上的悖论。第二,审查的有效性不足。这种模式的实质是立法机关自己审查自己,失去了违宪审查的真正意义。第三,审查的可能性不足。立法机关往往是最高权力机关。由于权力的集中,立法机关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而违宪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这就造成了违宪审查的可能性方面存在欠缺。
　　国外的第三种违宪审查模式是专门机关违宪审查制，它由专门设立的机关如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等负责对法律、法规等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其优点在于:第一,它反映了违宪审查机构专门化的趋势和要求。把宪法争议分离出来,交由专门的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审理,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同时,专门机构的组成人员也是根据处理宪法问题的需要来选任的,在素质上也能满足违宪审查的要求。第二,审查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专门机构审查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其审查方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法国的宪法委员会主要实行事后审查和抽象性审查;德国的宪法法院在审查方式上更丰富,包括抽象和具体、事先和事后审查。第三,兼具了议会审查和普通法院审查的优点,体现了违宪审查的政治性和司法性结合的要求。在这种模式中,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是专司违宪审查之职的机构,又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较好地协调了违宪审查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的关系,能更有效地实现其职能,发挥其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主体的违宪审查机制，但是该违宪审查模式存在着违宪审查主体不明确、审查范围片面、审查实效性差等种种不足，而我国时常会发生典型的侵害公民人身权、受教育权等违宪的案件，譬如说孙志刚案、齐玉苓案，因此违宪审查机构的建立成为近年来我国宪法学界讨论的焦点，学者们观点各异，莫衷一是，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的宪法委员会。于浩成在1982年宪法草案讨论过程中最早提出这一方案。他认为，根据中国的政体，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以由全国人大选出宪法委员会为好。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当时的宪法草案已经成为主要的立法机关，它自己通过的法律、法令是否违宪，一般说自己是较难察觉和纠正的。由全国人大选出另一专门机关既有同样的权威性，又可以起到制约的作用。
　　2．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这是宪法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何华辉认为专门机关的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实行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它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起来，并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和监督，否则就有损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权性，有损于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另一方面专门机关也应具有一定的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否则难以发挥它的作用。宪法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隶属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专管属于监督宪法实施的各项工作。
　　3．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工作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柳岚生提议设立相应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产生的宪法委员会这样的专门性的宪法监督机关，来协助全国人大行使宪法监督权。宪法委员会从属于国家权力机关体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能机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行使宪法监督权。宪法委员会应当能够独立于一般国家机关，并享有对一定范围国家机关的宪法监督权。
　　4.设立专门的宪法法院。王克稳认为，应当设立德国型的宪法法院。该宪法法院应当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并只向全国人大报告自己活动情况的国家政权机构。宪法法院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宪法法院的职权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规范性文件合宪性的审查权；第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宪侵权案的审查权；第三、对国家机关间权限争议的裁决权。
　　5.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王磊认为，中国宪法解释机构应当为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立法权，也可以对宪法进行立法解释，将违宪审查权赋予最高法院，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一种，该观点借鉴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
　　6．设立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庭并行的复合违宪审查制。王才松认为应设立专管宪法解释和宪法实施监督工作的宪法监督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其法律地位与其他各专门委员会相等。此外，还应确认对违宪的司法审查，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内设立宪法法庭，对具体的行为违宪和一般社会规范性文件的违宪问题，按照宪法诉讼程序进行事后审查。
　　从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看，建立和完善法律违宪审查制度是中国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多年来，违宪审查制度为宪政讨论的理论热点，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性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我们应该立足本国实际，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力图与国际接轨，并具体考虑我国的实情，尽快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律违宪审查制度，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法律违宪审查制度之路决不平坦，布满了荆棘与坎坷。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类不可能设计出完全适合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违宪审查制度。制度的完善和演进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应当客观、审慎地在既定历史条件下设计出适合于我国宪政发展的最佳违宪审查机构，既不能轻怠大意，又不能揠苗助长，对其应逐步加以发展和完善，这样，在不久的将来，违宪审查制度一定会成为我国民主制度的一朵奇葩，结出丰硕的果实。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论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职能发挥





内容提要：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定位为和谐执行。而推行和谐执行，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符合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和谐执行可实行以下几种方法：（一）教育疏导法。（二）执行和解法。（三）人文执行法。（四）风险告知法。（五）透明执行法。

关键词：和谐社会 和谐执行 角色定位 实际操作和运用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它要求我们的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此，肖扬院长要求，各级法院要在和谐社会进程中，认清形势，找准定位，发挥作用，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世纪主题，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在此，有人提出了和谐审判、和谐执行。法院执行，作为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最后一道工序，直接关系到“公正与效率”的实现和社会的稳定，那么，它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又如何找准角色定位，及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试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法院执行的基本内涵及和谐执行的意义

法院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付诸实现的法定活动和行为。它包括刑事执行、民事执行、行政执行及非诉行政执行，执行范围广泛，手段强硬，是用司法手段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保障。法院执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体制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执行的软硬掌握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进程。

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它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和谐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务和谐、区域和谐等。和谐社会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它呼唤法院的和谐执行，呼唤法院在执行中，多一点点“温柔”，少一点点“强硬”。推行和谐执行的意义在于：1、宏观上，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将法治精神与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以至诚至善的精神追求，灵活务实的执行调解艺术，惩恶扬善，启迪心智，回归理性，才能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起来，并促进社会秩序和谐稳定，产生一种综合社会效能----即：在规范市场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也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促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和社会对良好秩序的认同。2、微观上，提高了法院自身的执行结案率，并有效地缓解了“执行难”。和谐执行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工具，成为支撑社会服务体系及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交往、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保障，也是完善社会机制、构建和谐的有效手段。

二、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定位

肖扬院长曾说过，一个和谐的社会必定是有序的社会，而一个有序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事实上，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与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密切相关。所以，法院执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必然定位为和谐执行。而推行和谐执行，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符合我国二千多年来的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

所谓和谐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以实现公正与效率为目标，以司法为民为宗旨，坚持以人为本、情法并重、宽严相济、公正文明的执行方法，在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同时，增进当事人的信任和友爱，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目的。它旨在追求执行中的和谐效果。

（一）和谐执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拥有化解自身矛盾的机制，而法院执行，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一个部分，本身就具有民主法治建设的内容，如执行规定中的执行和解、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等内容及民主、公开、公正等执行特点，就满足了社会主体解决纠纷、维护社会正义的社会需求，加速了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当前，在反映执行不到位、来信来访等问题日渐增多，可能出现矛盾激化甚至上访、继而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情况下，倡导并推行和谐执行，已成为形势的必然要求。和谐执行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志和处分权，体现了宪法和法律精神，并利用法律合理平衡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的利益，完全符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二）和谐执行符合我国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承

从我国民族心理方面看，“和为贵”的儒家思想长期在中国占统治地位。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求争执的当事人不计较个人利益，做君子而不做小人，以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友爱。这种“和合”文化思想，体现到执行工作中，同样要求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互谅互让，它追求的仍然是一种和谐的局面。很显然，和谐执行理念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法院执行工作中的继承和发扬。

从法律文化传承上来看，我国的法律一直是注重调解。早在西周时期就有调处的记载，抗战时期的延安，我党就系统地提出了马锡五式的调处方式。1991年颁布的民诉法及人民法院执行规定中，更是把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作为一种结案方式，它突出强调的仍是和谐执行。执行工作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承担着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职能，它的前提就是要尊重人、关心人。有鉴于此，以人性换人心、尊重人、关心人的和谐执行方法，对于处理好各方利益冲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安定有序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不难看出，和谐执行遵循的正是“和为贵”的民族心理及注重调解的法律文化传统。实践已经证明，和谐执行是人民法院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手段。要构建和谐社会，执行工作只有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采取符合我国民族心理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和谐执行方法，才能真正发挥其定纷止争的功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和谐执行在具体工作中的操作和运用

和谐执行，推行的是以人为本、情法并重、宽严相济、公正文明的执行方法，在目前我国法院普遍被“执行难”问题所困扰的情况下，推进和谐执行，不啻于是缓解“执行难”的一个有效途径。近几年，萍乡法院就实行了“攻心为上、抢抓机遇、制度配套、良性循环”十六字方针，并同时推出了“汤河经验”，就是和谐执行的一个试点，取得了良好效果。结合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和谐执行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一）教育疏导法。即执行人员区别不同案情，以攻心为上，对当事人做好耐心细致的教育疏导工作，敦促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践中不难发现，我国强制执行程序功能的有限性，不仅体现在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负担过重、执行组织等内部关系未理顺等问题所造成的“绝对力量不足”，更集中地表现为转型期制度总体供应不足所导致的“相对力量不足”。在这种境况下，教育疏导的种种优势便凸显出来----更容易节省法院办案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院执行力量和其他制度的不足。“汤河经验”就是教育疏导法的一个体现。教育疏导法作为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在执行制度供应不足的整体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之前，有其长期存在和使用的必要。

教育疏导法有以下四种：

1、 案例引导法----即在教育疏导过程中，执行人员通过列举发生在当事人身边的一些较为熟悉的案例，引导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从而达到执行目的的一种说服教育方法。此种方法多用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和追索“三费”等案件中。